Saturday, December 30, 2006
民主選擇的不安
My first article published on a mainstream newspaper's literary page!See below or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books_news.php?nt_seq_id=1465533&ct=86&page=1
<民主選擇的不安 -- 龍應台哈佛演講後有感>
本月四日，龍應台女士在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給了一場名為「被孤立，被包圍，被邊緣化卻又極端重要的台灣———台灣民主實驗對華文世界的影響」的演講。演講雖已經過了，當天的激情與喝采或漸退去，網路上一場兩岸讀者間的論辯卻才剛開始。身為當日的現場聽者之一，令筆者感觸最多的是答辯時間當中所反應的一種深層的「不安」與「誤解」。
答辯時間提問的第一位女士首先提出台灣「邊緣化」的問題。
龍應台答道：「對我而言，台灣並沒有邊緣化的問題。在世界各地我們都看得到台灣人的身影、念書的留學生與觀光的遊客。如您所說，台灣的經濟成果或人民生產毛額等數據也充分顯示了台灣的分量，沒有人將它排擠在外。」
接著她又問龍應台對於「祖國」的定義與看法：「從最近幾篇您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於『祖國』的這個概念似乎開始產生變化。我想知道您是否仍將『中國』（China） 視為您的祖國？」
龍應台很快地做了簡要的答覆：台灣人民———無論大陸官方立場如何———從來就不曾（未來也不會）將台灣看做僅僅是中國的一個省分。至於第二部分關於「祖國」的問題，龍應台的回答更是再清楚不過：
「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對我而言，『中國』代表的是我的文化、我的傳統。在這一點上它永遠是我的祖國。然而，若將『中國』以一個『政權』或『國家』（state）的形式定義———也就是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的答案很清楚：它，不是我的『祖國』。」
「現今的中國大陸政府是一個不尊重公民權也不能保障我基本人權的政府。對於這樣的一個政府，這樣一個其核心價值我不能認同的政府，我不想和它有任何的瓜葛。」龍應台清楚地表達了她的立場。
緊接而來的是另一位大陸學人以相當流利的英語和學術敏銳性提問，這位男士首先批評龍應台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中僅僅提到台灣民主經驗中的光明面，而有意掩飾同時產生的族群衝突、政治鬥爭或是民族認同感分歧等各方面的黑暗面。
「所以您的問題是？」龍應台問。
「我的問題是，身為一個作家、一位政治評論家，你不認為你有義務將『真理』完整地表達給你的讀者而不是偏執於其中一面？你不認為你一面倒地描述台灣民主制度的良好然後要求中國去完全接受這個不完美的制度是不負責任的嗎？」該人士更犀利地質問。
接下來的十分鐘則是以兩人間的舌槍唇劍進行。
「身為一個作家、評論家，我的責任是指出還沒有被看到的部分、提供一個全新的視野，而不是那些已經被看到、已經被聽到的東西。身為一個作家，我的職責僅僅在於告訴大陸人民：『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或一個主義，而是一個實在的『生活態度』。至於中國政府要如何擷取我的意見將『民主』實踐化，那是政治家的職責，胡主席幕僚的工作。」龍回答。
「那就是問題所在———政治家的工作是『治理』，你的工作是『寫作』；你需要考慮的僅僅是讀者，而政治家需要考慮的是『選票』⋯⋯」提問人接著回應。
「胡先生需要『選票』嗎？」龍應台馬上切入。
全場哄堂大笑。
「我的職責是寫作、是批評。胡先生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可以向我做出回應，而不是勒令一份刊物停刊。」龍應台緊接著說。
「身為一個作家，我深深地認知到，我再怎麼批判，筆鋒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在幾番你來我往的答辯後，龍應台最後意味深長地說了這麼一句話，結束了當天的演說。
走出演講廳趕著去上下一堂課的我，心卻有些沉重。
或許第一位提問的女士，她真正想問的是：「龍女士，我們認知到也很同情您所提到台灣『邊緣化』的問題。然而，若是我們容許台灣發展其國際空間甚或在聯合國中占一席之地，當明天廣州、深圳、甘肅或任何一個省分或城市要求自成一國、自立政權時，我們該如何面對？如何回應？」
或許在那咄咄逼人的態度背後，那位男士有的只是一份對中國未來走向民主化道路的焦慮不安；或許在那連發地為中國領導人辯護的最終，他想問的也不過是：「萬一中國民主化的結果是產生像台灣當今種種的亂象或政治鬥爭，我們是否有能力承受？我們的日子是否會真的過得比以前好？」
當曾經目睹過的「亂象」不僅僅是看著政客評論家們在晚上九點、十點或十一點鐘的有線電視台上公開對罵或是拳頭揮舞；當曾經經歷過的「鬥爭」是階級的，是超過個人所作所為而受到自身父母曾為佃農地主或國民黨官員的「不良」背景影響的時候；當曾經親身參與過的「革命」是對一個文化傳統的徹底破壞，對寺廟古佛的爛打亂砸、古書古字畫的撕毀燒盡，是當夫妻不再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而親子不再共享天倫之樂時———我很可以體會那兩位大陸學人為何會不斷地置疑並持續地不安。
然而，我也想對他們說：當國家走向民主的道路，當基本人權受到保障、言論自由可以充分發揮的時候，「亂象」再亂或許也不過是每晚被超過個位數的電視媒體群轟炸到不行；「鬥爭」再激烈也不過是幾輪高層政客的大風吹；而「革命」聲勢再浩大或許也就是在一條大道上聲嘶力竭地呼喊了口號、靜坐過了或是睡了數個帳棚夜後，能在回家的路上幫家中老小買幾個紀念品做為該次使用公民參與權的最佳見證。更重要的是，當一個人從未在一塊土地上生長，從未在該社區的學校裡受教育，從未向該地的政府繳交過一分稅，也因此從未享受過該政府提供的人權保障或社會福利時，那個人是不需要將那塊土地視為「祖國」的。
但那並不代表那個人不能和當地的人說同一種語言、閱讀並愛上同一本小說、一起享用大火爆炒的蒜茸空心菜、或一同欣賞一齣由《牡丹亭》或《紅樓夢》改編的話劇或電視連續劇。那個人甚至可以和當地人談談他們雙方父母以及祖父母共通的語言、喜歡的小說、百嘗不膩的那幾道菜、百看不厭的那幾齣戲。
那是我在美國和本地的華裔第二代、第三代每天會做的事。問到他們是哪裡人，他們永遠會說「美國人」（若不是「洛杉磯人」或「德州人」）。他們問我從哪裡來，我永遠會說是「台灣」。但是當同時問到我們的族群背景（ethnicity）時，我們會不約而同地回答：「中國人／華人」。
如果兩位提問人士還是不相信的話， 他們可以親自問問台灣人民：在過去集權統治的年代，以及必須每天忍受各種選舉亂象外加媒體疲勞轟炸的現今，他們寧可選擇何者？
當然，這個選擇是很難的。梁啟超在一九○三年首次訪美時曾在和西方世界比較之後認知到中國人的劣根性並感歎：
夫自由云，立黨云，共和云，是多數政體之總稱也。而中國之多數大多數最大多數，如是如是。故吾今若採多數政體，是無異於自殺其國也。自由云，立黨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吾今其毋眩空華，吾今其勿圓好夢。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禱，吾謳吾思，吾惟祝禱謳思我國得如管子、商君、來喀瓦士、克林威爾其人者生於今日，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冶鍛鍊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
這個選擇的困難，梁啟超在一百年前早已深深體會。
然而，我相信當天提問的兩位年輕大陸學人早已讀過盧梭的書或在課堂上討論過華盛頓的事（起碼在哈佛的學術殿堂裡）。那麼在專制與自由之間，他們願意選擇何者？
當然，我們是民主國家的國民，我們必須要尊重他們的選擇，無論那個選擇為何。我們想做或是能做的，不過是在他們選擇之際提供一點過來人的建議罷了。龍應台的演講不也就是為此而作的嗎？
- 世界日報副刊 (12/29/2006)
梅ちゃん at 4:41:00 PM